文獻不足失傳承

2025年

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《八佾9》

孔子說：「夏朝的禮制，我能講述它，但作為夏朝後裔的杞國，不足以用來驗證我所講的；商朝的禮制，我能講述它，但作為商朝後裔的宋國，也不足以用來驗證我所講的。這是因為杞國、宋國保存的文字記錄（文）和通曉而能實踐古禮的賢人（獻）都不夠充分的緣故啊！如果（文獻）足夠充分的話，我就有辦法用他們來驗證了。」

當傳承成為標本，道便死了

孔子沉重的這句話不僅是對歷史證據缺失的感嘆，更深藏著夫子對「道之不行」、「傳承斷裂」的深切恐懼。他看見了危機：那些曾經維繫社會秩序、安頓人心的智慧結晶（禮），雖有賢者如他能講述其理（能言之），卻在理應繼承的國度（杞、宋）失去了活生生的印證（不足徵）。關鍵在於「文獻不足」——不只是典籍（文）散佚，更是通曉其精神、能活出實踐的「人」（獻）消失了。

夫子也說過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（《中庸》）道理寫在竹簡上（布在方策），清清楚楚。但重點是「其人存」！有理解它、相信它、並願意用生命去踐履它的人存在，這「道」才能活過來，才能運轉（其政舉）。否則，再好的典籍，也只是死去的文字（其政息）。

那麼，問題來了：既然經典猶在，傳承仍在（如孔子能言之），為何時人不願踐履？為何「道」看似近在咫尺，卻又遙不可及？

答案或許藏在《詩經》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（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）周朝雖是古老的邦國，但它承擔的使命在於「維新」，在於用道來開創新時代。關鍵在於周文王懂得「作新民」！他不是死抱著過去的輝煌，而是讓古老的智慧，在新的時代煥發生機，讓人民成為「新」的、能適應當代並實踐道義的人。

孔子的「能言」夏殷之禮，其基礎在於他深入研究周禮（周代禮制），從中反向推知前代的框架。但夫子更重要的身份，是像文王一樣的實踐者，而非僅是埋首故紙堆的理論研究者。

理論研究者，或許能「領悟」典籍的字句與邏輯，知道「禮」該怎麼做。

真正的實踐者如孔子，則能「體悟」其背後的「天道」精神。他親身實踐、印證，將外在的規範化為內在的修養與生命的智慧。這種從骨髓裡透出的「體悟」，賦予他清醒的洞察力——使他絕不沉溺於將過往輝煌製成標本供奉，而是化身為時代的「創建者」：

他深知，真正的繼承，是勇敢地「拆除」那些已然僵化、不合時宜的舊殼陳規（禮的形式），同時一層層「開創建構」出符合當下現實、能紮根於新土壤的活形態。這不是背棄天道，恰恰是讓天道精神在變動的洪流中，找到承載的新容器，結出滋養當代生命的果實。

清朝的敗亡，正是此理最沉痛的註腳。當世界劇變，它仍緊抱著天朝上國的舊夢與腐朽架構，將「祖制」奉為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。對外來浪潮的抗拒、對內在革新的壓制（如百日維新夭折），實則是對「天道」運行法則的嚴重背離——天道貴「生」、貴「新」、貴「適時而變」！當一個政權失去「自我更新」的勇氣與能力，拒絕拆除阻礙生機的高牆，也無力建構回應時代挑戰的新秩序時，其滅亡便成必然。守舊不退，實則是不進則亡！這正是「富不過三代」的深層鏡像，映照著王朝興亡的鐵律：

朝代的開創者，無不是仁道的深刻體悟者與堅定踐行者。他們篳路藍縷，其開創之功（建構），源自對「道」的敬畏與親證（如夏禹勤勞天下、商湯仁德昭彰、文王敬天保民）。他們深知，基業之立，根植於對仁義、勤儉、誠信等天道的真實履踐。

然而，朝代的終結者，卻往往是仁道的徹底背叛者與踐踏者。他們坐享祖輩遺澤，逐漸將維繫天下的「道」視為陳腐的教條、虛偽的裝飾，甚至是束縛己欲的枷鎖。他們沉醉於權力的幻象與祖輩的輝煌裡，卻在行動上早已背離了那曾使基業得以建立的仁道核心（如夏桀暴虐、商紂荒淫、周幽昏聵）。

夏、商、周三代之興起，其根源在於開國之君能體道、踐道，將天道精神化為治國安民的實效。

其敗亡之關鍵，則在於末代之君徹底背道、叛道，徒留禮制的空殼，而抽空了仁道的靈魂。形式猶存（或有典籍，或有儀式），精神已死——這正是孔子所痛感「不足徵」的歷史悲劇最鮮活的註腳。興也仁道，亡也背道，朝代更迭的密碼，盡藏於此。

因此，孔子的「不足徵」，表面是嘆史料與賢人的匱乏，更深層的，是感嘆天道傳承的斷層！真正的傳承，不僅要「信而好古」——相信古聖先賢留下的，是歷久彌新的真天大道；更關鍵的是能「加以實踐而體驗」——用生命去印證它、活出它。唯有在真實的踐履與體驗中，才能真切地理解其精髓，也才有能力「應運時代加以去蕪存菁」，創新出符合當代需求的形式與方法，讓當代人都能理解、接受並願意履行。

試問：一套完全不能適應當代生活、解決當代問題、打動當代人心的「禮」或「道」，百姓如何接受？如何履行？它終將成為博物館裡的標本，供人憑弔，卻無力回天。

就像家裡長輩留下的珍貴家訓「勤儉持家」、「誠信為本」。孫輩可能把寫著家訓的匾額擦得光亮，掛在廳堂最顯眼處（「布在方策」、「能言之」），但在生活中，卻追逐名牌揮霍無度（不勤儉），工作上投機取巧（不誠信）。他們「知道」家訓的字句（領悟），卻從未「體會」過勤儉帶來的踏實感、誠信贏得的真正尊重（體悟）。家訓成了空洞的裝飾，而非生命的指引。這個「道」在這個家，已然「不足徵」，瀕臨「其政息」。要讓家訓復活（維新），需要的是願意在當代生活中，重新詮釋並實踐「勤儉」（例如：理性消費、環保生活）、「誠信」（例如：守時負責、言行如一）的「新民」。

結語：

孔子「不足徵」的嘆息，與清朝在守舊中傾覆的塵煙，共同指向一個貫穿古今的真理：

「道」的存續，不在於將過往封入神龕供奉，而在於能否有「新民」將其精神拆解、重鑄，在當代的廢墟上，建造起生機勃發的新殿。

真正的踐道者，必是「拆牆者」與「築新者」的合體：

敢於拆除那些窒息生機的舊殼（如僵化的禮教、祖制鐵律），

勇於建構回應當下苦痛與渴望的活秩序（如順應時勢的仁政、維新之策）。

拒絕此路，無論是個人基業、文化傳承，乃至邦國命運，終將如杞宋之禮、晚清之夢，淪為「不足徵」的蒼白標本——

後人縱能「言」其輝煌，卻再無生命能「體」其溫熱，更無土壤可「證」其真實。

守舊不退者，非為守道，實乃殉葬。天道行新，唯變者生！